空间的吊诡隐喻

发布日期：2024-02-23 04:52    点击次数：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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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长期以来我一直有本文作者的疑问：为什么我们会用空间上的远近高低来形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虽然社交认知不能简化为空间认知，但我们的这套社交语言表达，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大脑中真的有与空间认知相匹配的社交映射吗？

表面上看，我们用来描述风景和建筑的语言与我们思考社交的方式几乎没有共同之处。山脉与家庭没什么相同，城市设计与朋友、同事完全不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空间和建筑隐喻来描述我们如此多的人际关系呢？

好的、值得信赖的朋友被描述为“亲近的”，无论他们与你的物理距离如何；而和你住在一起的某人可能感觉“比较远”。你可能有一个“核心朋友圈”，或者感觉自己被其他人的圈子“排除在外”。地位“更高”的同事可能看起来“高高在上”，而地位“更低”的人可能会“在底层”。甚至在“设定界限”或“将某人隔离”方面，我们说话的方式中也有一些空间建筑的成分在。

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了一整套空间和建筑隐喻来解释我们的社交世界——不仅仅是用于我们的个人关系。这些隐喻在社会层面也是社会思维的基础。我们将某些群体描述为“被边缘化”或“被压迫”，而社会本身被认为有一个“结构”，就好像它被组装成一座摩天大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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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关系在我们的头脑中形成了独特的几何形状？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表明，这些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特殊用法[1]。相反，它们从根本上揭示了我们在体验社交生活时与空间的根本性联系。这导致了一个根本的可能性：如果我们通过空间关系来理解我们的友谊、熟人、同事、家庭和社会，那么，建筑概念——有意识的空间设计——是否能够成为创造社会和政治思想新隐喻的工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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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40年里，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已经证明，这些空间隐喻的确不仅仅是隐喻。上世纪80年代，哲学家乔治·莱科夫（George Lakoff）和认知语言学家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表明[2]，空间中的身体体验隐喻构成了我们思考和谈论抽象社会观念的方式：在英语中，爱有时被表达为“旅程”；真相是指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东西。

但直到2000年代中期，莱科夫和神经科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才开始更大胆地断言[3]，例如，“爱是一段旅程”的表述，涉及到模拟与当初体验这些状态（在本例中是“旅程”）时所涉及的相同感觉和知觉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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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当我们把外向的朋友形容为“照亮整个房间”时，大脑中追踪环境亮度的同一区域（视觉皮层）在理解隐喻过程中被重新激活，以模拟房间亮起来的画面，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关于某人性格“阳光开朗”的抽象评价。加莱塞和莱科夫指出，“想象和行动”使用一个共享的神经基质（换句话说，“思想是对我们身体正常运作的一种利用”）。

物理空间中物体的具体体验似乎提供了有用的概念结构，我们可以将其映射到我们的关系上。空间隐喻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我们都有和空间中的物体互动的一手经验：伸手去拿桌子上的东西，接住空中飞来的东西，但却抓不住我们够不到的东西。通过使用这些类似的具体体验作为参考点，我们的大脑将人们在想象的“社交空间”中的位置模拟为“近”或“远”。

但是，我们的空间体验和社交世界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是否真的存在一种神经基质，可以将我们对山脉和家庭、城市和同事的经验联系起来？

如果我们将某人描述为“疏远的”，我们就会从空间角度来看待他，即使他们就在我们旁边。

本世纪初，认知科学家开始利用精心控制的实验，试图绘制出社交空间的心理几何图。这些实验探讨了我们在想象中的社交世界中赋予其他人的“距离”，例如将朋友视为亲近或将熟人视为疏远，是否会在我们对这些人的行为中体现出来。

在一项研究中[4]，参与者被要求画出沿着一条S形路径途经三个人递送包裹的路线。这三个人物被描述为一个组的“朋友”，而对另一个组而言为“陌生人”。相比于“陌生人”组参与者画出的路线，“朋友”组参与者画出的路线明显更靠近这些人。研究人员推断，这种效应是由于空间接近度和友谊之间的隐含关联造成的：距离与陌生人有关；亲近与朋友有关。

在另一项研究中[5]，和对墨西哥持积极看法的美国人相比，对墨西哥持消极看法的美国人高估了美国和墨西哥城市之间的距离。这项研究的作者推断，在现实世界中的距离估计受到了参与者在想象的社交空间中定位墨西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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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来描述社交关系的空间隐喻不仅仅是语言的独特用法，而且反映了这些社交关系在我们的头脑中是如何构建的。当我们将与某人关系描述为“疏远”或“不联系”时，我们确实是在用这些空间术语来思考他们，即使他们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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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世界时，我们依赖于对事物所在位置以及如何与它们互动的心理表征。这类似于社会信息在概念上的表示方式：了解人们在隶属关系和权力方面的位置是社会功能的核心，并帮助我们驾驭日常的互动。

对于认知神经科学家来说，这两种操作在主观经验上有相似之处，因为我们主观上以类似的方式体验这两种“映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在心理“空间”中映射社交内容，感觉与地理或建筑工作中涉及的映射一样直观。

然而，我们不仅仅是利用空间体验来理解社会关系。这些影响也在另一个方向起作用。我们似乎根据社交内容在世界上的位置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它。在一项研究中[6]，参与者在屏幕上看到了成对的“高”和“低”权力用词，例如“主人”和“仆人”。通过不同的练习，这些单词的垂直位置会改变，以便每个单词都有机会出现在另一个单词的上方和下方。

当高权力名词（如“主人”）出现在上方时，参与者对其的识别速度比低权力名词（如“仆人”）更快。但当它们出现在下方时，则不然。另一项研究[7]将“朋友”和“敌人”这两个词放在3D图形的不同位置（近处和远处），结果发现，当放置得较近时，“朋友”一词比“敌人”一词被识别得更快。当“敌人”距离较远时，识别速度会更快。

在这两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推断，当某些具有社会意义的词语位于与参与者对这些社会概念的空间表征一致的位置时，他们的识别能力会得到提高。这使得参与者能够更快地处理单词。

空间认知和社交认知拥有共同的神经基础。

基于空间认知和社交认知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的证据，你可能会认为加莱塞和莱科夫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两种思维确实有共同的神经基础。认知神经科学家的研究似乎支持了这一预测。

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8]，参与者看到了桌子上不同位置的物体图像，他们被要求判断每个图像中一个物体与另一个物体“更近”还是“更远”。随后研究人员记录了这些判断过程中的脑部活动，并训练了一种机器学习算法来解码和分类与近距离和远距离判断相关的数据。最终，该算法可以通过分析参与者的脑活动来准确地确定参与者是在做出近距离还是远距离的判断。

接下来，参与者被要求提供其社交圈中8个人的照片：其中4名与他们关系密切，另外4名他们认识但不亲近。研究人员测量了参与者的大脑活动，同时询问每张照片中的人是“朋友”还是“熟人”。研究人员将这项任务称为“社交距离”的判断任务。

个人社交网络具有层级包围的结构，不同层级由联系频率和情感感知亲密度决定。上图所示为平均值。由于性别、年龄、个性和环境等原因，存在个体间的差异。在150处的较暗圆圈表示个人社交网络的正常极限。请注意，所有层级都包括朋友和广义上称为“朋友”的扩展家庭成员。大多数同事被放置在“熟人”层中，除了那些已经成为正式朋友的少数同事。© nature

研究人员没有寻找两项任务之间脑活动的重叠部分，而是使用从空间距离任务中训练出的算法来解码社交距离任务的数据。空间算法能够以高于概率的精度预测参与者对社交距离任务的反应。换句话说，与“近”和“远”空间距离判断相关的大脑某一区域（在本例中为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的活动可以用作预测社交距离判断的模板。

这一发现支持了空间认知和社交认知存在共同皮质基础的观点。那个离你“很近”的朋友，即使他们在世界的另一端，也被大脑的同一区域所映射，这一区域也决定了你与用来阅读本文的屏幕是“很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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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该怎么解释呢？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社交认知是空间认知的“扩展”。这种扩展是对原始适应性的二次利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首次提出的最著名的适应性例子是，所有呼吸空气的动物都有的肺。达尔文认为，这个器官并非是为了吸收氧气而进化来的，而是从鱼体内的鳔中“释放出来”的，鱼鳔是一种充满气体的器官，可以让鱼在水下控制浮力。

就社交认知而言，一些神经科学家认为，空间认知的神经系统经过“升级改造”，形成了社交认知的基础。这使得社交信息能够以有序、维度的方式进行组织，其中个体可以表示为地形“空间”中的坐标，类似于空间信息的表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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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揭示两个完全模块化的大脑区域独立发展的进化解释相比，扩展适应是对两种不同但高度相关的大脑功能发展的更为简约的解释。正如这个观点所暗示的那样，如果社交和空间认知确实是大脑中的硬连接，那就可以解释为何我们能通过感知某人在社交环境中的空间位置来立即推断某人的社会地位。

这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论点，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重要的是，这个论点并没有声称社交认知可以简化为空间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其他研究表明，我们对人的心理表征是多模式的。这包括情感联想、陈述性知识和情节性记忆等内容。但是，这个论点至少为我们对他人的认知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一观点的更广泛含义迫使我们更深入地考虑我们设计的空间如何反映我们与不同人群（包括朋友、家人、社区和社会）的隐含空间联系。

碰巧的是，雅各宾派坐在国王的左侧，而保皇党成员则坐在国王的右侧。

此外，鉴于空间世界可以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社会认知，建筑和其他形式的空间设计是否可以作为构建新的社会思想形式的概念工具？

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

1789年5月，法国社会的三大阶层——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齐聚凡尔赛，讨论征收新税并对国家进行改革。这一事件标志着法国转向民主作为主导的政治治理体系，很快在欧洲其他地区也得到了体现。事实证明，这次事件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所辩论的思想，还在于这些思想阵营在建筑空间中的布局。

1789年5月5日，凡尔赛三级会议开幕。伊西多尔·斯坦尼斯拉斯·赫尔曼（Isidore Stanislas Helman）蚀刻版画（1790年）。© Wikipedia

出席会议的有雅各宾派成员，该党致力于废除君主制并实施自由主义政策。碰巧的是，他们坐在国王的左侧，而保皇党成员（想要保留君主制及其权力的政党）则坐在国王的右侧。这种座位安排被固定了下来，随后不再提及任何一方的名字，而是以空间隐喻——“左”和“右”来区分双方。主张自由主义政策的雅各宾派属于“左翼”。保皇派，即主张保守政策的为“右翼”。

政治团体的这种空间化一直持续至今，尽管最初的座位安排现在基本上已被世人遗忘，而且肯定被废止了——政党不再坐在君主的两侧。左翼和右翼政治谱系的起源故事表明，在空间中组织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这些群体在心理上的表征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心理表征对后来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不可低估。

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没有一个政党、政客甚至政治理念不在左右政治谱系的某个位置上。该谱系所基于的空间关系最初是偶然的，这一事实使其更加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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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在空间中的任意配置都能对政治思想的结构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更有意识地控制这些影响呢？

建筑学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空间配置。建筑师为不同的人设计的空间可以是高的、宽的、开放的、有限的、有或没有景观——每一个都是社会思想的命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体育比赛的获胜者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公司老板经常占据建筑物最上层的大办公室，一家之主传统上睡在“主卧”并在餐桌的一头吃饭。

在这些情况下，权力是通过位于上方、中心、拥有更多空间（或更好的视野）构建的。

建筑经常被用作传达有关社会关系和权力分配的特定叙述的工具。不论是吉萨金字塔、北京故宫，还是雅典帕台农神庙、巴黎凯旋门等纪念性建筑，都在通过控制高度、距离、质量、体积和边界来具像化有关权力的抽象概念。

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主教堂的圣母臂弯”。© Wikipedia

以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为例。它建于十六七世纪，打破了天主教堂的传统建筑标准，以圣彼得广场的形式向公众释放了大量空间，该广场可同时容纳数十万信徒。圣彼得广场不是正方形，而是被设计成了椭圆形，周围环绕着四排的露天柱廊。用建筑师吉安·洛伦索·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的话说就是，广场以“主教堂的圣母臂弯”（braccia materne della Chiesa）拥抱游客。

它必须这样设计。毕竟，圣彼得大教堂是在新教改革期间建造的，当时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了北欧新教改革者的质疑。作为回应，罗马天主教会开始了自己的宗教改革，其中包括消除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并通过梵蒂冈的建筑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公众。圣彼得广场的设计，使得天主教教会能够向外界传递一种新时代社会透明和开放的信号。

但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一名建筑师才能改变集体社会思想。即使是建筑或空间隐喻也能产生效果。倡导社会进步的人，无论是反抗不公、压迫还是权利侵蚀，在捍卫那些“边缘化”、“被压迫”或“被征服”的人时，常常将他们的社会经历建立在空间隐喻的基础之上。因此，社会正义运动常常以占领空间和在空间行使权利为隐喻。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 Wikimedia Commons

1929年，即英国女性赢得选举权一年后，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使用建筑隐喻（《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作为她女性主义散文的标题。文章中所讨论的“房间”可以从字面和隐喻两个方面来解释。字面上看，伍尔夫写道，“一个女人如果想写小说，就必须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对于20世纪初的许多女性来说，用于写作或学习的私人空间无疑是奢侈的。但该标题的要义最好作为一个隐喻来理解，它表达了女性不受干扰和自主追求智识的权利——这是伍尔夫在整篇文章中探讨的核心观念。

如今，女性主义者使用“玻璃天花板”这一建筑隐喻来表达女性在职场所经历的男性通常看不到的障碍。同样，LGBTQ+群体的成员也被鼓励“出柜”以提高社会知名度。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抗议活动中，公众喊出“谁的街道？”“我们的街道！”用来传达少数族裔在公共场所缺乏安全感的权利。如同伍尔夫的标题，这些表达可以按字面解释，但最好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全部意涵。作为空间隐喻，它们有助于描述少数群体如何经历并克服社会障碍。如果没有这些隐喻，就很难表达LGBTQ+群体成员因隐藏自己的性别认同或性取向而经历的社会孤立的感受。通过空间隐喻，非群体成员可以理解社会孤立和“封闭”生活的束缚感。

即使是看似导致政治极端主义的左右政治谱系，也可以使用新的空间隐喻来重构。“党派”、“两极分化”或“极端主义”等空间隐喻经常被用来描述持有最强烈政治观点的个人。这些空间隐喻，通过参照沿水平线延伸的两个相反方向的极点来生成意义。但如果我们将政治观点不是放在一条直线上，而是置于一个马蹄铁形状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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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铁理论”（Horseshoe theory）由法国哲学家让-皮埃尔·费耶（Jean-Pierre Faye)）于2002年首次提出，自《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希特勒纳粹政府与斯大林政府于1939年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以来，政治理论家一直对其存在争议。

从那时起，该理论就被用来解释以下事实：在2016年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人中，有12%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给了唐纳德·川普，这可谓让“左翼”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付出了代价。

另一个例子是，极左翼和极右翼的政治家和专家都主张对乌克兰战争采取反干预立场。但这并不是说极左和极右政治立场之间不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就像左右谱系的简单二元论一样，政治理论家认为“马蹄铁理论”也过度简化了意识形态景观。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新的空间隐喻为政治思想的线性表达提供了替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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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社会思维形态的可能性似乎是广泛的。但空间隐喻并非总能带来解放。就像对僵化的左右谱系概念一样，有时它们对社会思想施加了限制。我们社会和政治制度中授予权威人物的头衔，如“校长”（Headmaster）、“殿下”（Your Highness）或“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通常涉及高度和体量的空间条件。甚至“总统”这个头衔也可以被解构为一种空间隐喻：来自拉丁文 praesident（“坐在前面”）。

高度：《尼古拉斯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的加冕典礼》（1898年），劳里茨·图克森（Laurits Tuxen）作。© Wikimedia Commons

因此，重要的是要倾听可能限制我们人际关系和政治话语的空间和建筑隐喻。这些隐喻可以表明社会群体之间日益增长的心理分歧。想想川普2016年的总统竞选以及他在关于美国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言论。

2007年3月的美墨边界。中央是建在边界上的一道围栏。围栏右侧是墨西哥蒂华纳，人口稠密、建筑众多；左侧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绿色的是蒂华纳河的河道。沿着河岸直到远处山上左侧的美国圣地亚哥境内可见多段白色的第二道围栏。© Wikimedia Commons

尽管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修建了一些新的边境墙，但这位前总统关于修建一堵坚不可摧的墙的提议最好被理解为一个隐喻：这标志着外交和移民政策方面的孤立主义立场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同样，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国的长城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北方蛮夷之间的明显区隔。这个想法一直存在，即使这堵字面意义上的墙事实上一直是由许多较短的城墙组成的——一个多孔的物理现实，掩盖了这个巨大隐喻的意义。

1961年8月13日星期日晚上，东德警察部队占领了东西柏林之间所有重要的过境点。在接下来的几周内，168公里长的柏林墙在西柏林周围建成。近1400公里长的德国境内边境也被封锁。图为勃兰登堡门附近的柏林墙，约1961年11月。© Wikimedia Commons

在德国，与统一前相比，公众仍然高估了城市与曾是铁幕另一侧城市之间的距离[9]。此外，与持积极观点的公众相比，对统一持消极态度的公众的高估程度更大。隐喻的障碍，在其物理参照物被拆除后仍然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几千年来，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的空间形式远远超出了居住者的功能需求。相反，他们经常寻求创造可以被理解为社会权力隐喻的结构。同样，作家、活动家和政治家也依赖空间和建筑隐喻来传达他们的社会经验与诉求。最近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这两种效应都有神经生物学基础。

这种机制提供了对社会经验的现象学、主观性的洞察，但它也应该引导我们仔细思考，我们在空间中的运动和位置对我们的社会机构和地位的影响。同样，它可以让人们理解，为城市人建造的建筑如何隐含地反映出赋予他们的空间距离。

洞察并不是全部。社会空间思维也存在根本性的可能性。通过这种机制，我们可以成为集体经验的建筑师，为社会生活构建新的隐喻，并在我们的脑海中塑造他人的几何。

文/Cameron Allan McKean

译/腐竹与瘦竹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